构建中美自贸区:规则、方案、影响与建议
栏目:行业资讯 发布时间:2019-05-12 15:35

导读

面对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被动应对,我们建议中国可主动提出构建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短期内中国的高科技、金融等产业可能面临较大竞争压力,但长期看却将掀起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推动中国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体制。

世界上的自贸区有着怎样的规则体系?到底该如何构建中美自贸区?中美自贸区构建后将产生什么影响?继上篇《构建中美自贸区:基本理论和国际经验》后,下篇主要阐述中美自贸区的具体规则、方案、影响和建议。

摘要

中美双边投资谈判自2008年开始,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最具实质性的谈判,当前中美自贸区谈判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过去中美主要的双边交流机制,2009年以来共进行八轮,在经济、军事、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方面合作均取得进展。其中,中美双边投资谈判涉及国民待遇、劳工与环保标准、争端解决机制、投资壁垒等内容,双方交换了三轮负面清单出价,为中美自贸区谈判奠定基础;但因分歧较大进展缓慢,未在奥巴马任内完成,特朗普上台后双边投资谈判搁置,对话中断。中美双边对话受阻的原因有:1)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出口管制、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等关键领域分歧较大;2)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使得谈判陷入僵局;3)过去WTO多边贸易体系正常运行,中美双边贸易谈判的紧迫性及重要性相对不高。当前启动中美自贸区谈判的时机已成熟:1)中美在自贸区谈判和建设中都具备比较成熟的经验,拥有了自贸谈判的基本框架与范本。中国已签订16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4个国家及地区;美国目前仍有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有15个,涉及20个国家及地区。2)WTO缺陷及问题暴露,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或面临停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推进双边谈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3)中美经济互补性强,合计占全球GDP40%,中美自贸区有助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提振美国经济。

建立中美自贸区将有助于化解中美贸易战,化干戈为玉帛,且自由贸易有助于促进国际分工、发挥中美两国各自的要素禀赋、实现双赢。自由贸易天然有利于制造业大国,这在欧元区、各自贸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均表现明显,中国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德国是欧盟的最大受益者。继80年代设立特区、2001年加入WTO之后,建立中美自贸区将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助力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

具体看,中美自贸区的积极影响:1)开放促改革,消除市场扭曲,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竞争力,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国际经验方面,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都因国际压力而开放市场和投资准入,尤其是日本面对贸易战不得不从纺织、钢铁、彩电、汽车到半导体逐步升级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整体提高,并纷纷推动了降低关税、放松投资限制和保护知识产权等的改革。中国自80年代设立特区,2001年加入WTO,开放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消除了结构性扭曲,家电、纺织等开放部门的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而限制较多的汽车行业则竞争力较弱。4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当前中国有条件也有必要推动进一步开放,去除行业保护,建立充分市场竞争,增强我国相关产业竞争力,提升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2)释放强烈的改革开放信号和姿态,有助于争取国际支持,推动中美谈判取得成功;3)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维护WTO国际规则,促进国际分工、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4)零关税将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成本,改善民生,促进消费;5)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加大开放力度,推动中美双向投资,激发市场潜力;6)中美自贸区将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与理解。中美自贸区也将对中国带来一系列挑战:1)对当前中国的体制机制及法律法规带来较大挑战;2)中国高科(行情600730,诊股)技、金融服务等产业将面临强大的外部竞争,可能因竞争力不足而陷入产业链的中低端;3)金融领域的开放或暴露经济金融结构问题;4)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密切,或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中美自贸区可以WTO框架为基础,覆盖六大核心内容:货物贸易、服务与投资准入、知识产权、政府行为及国有企业、执行及争端解决机制、数字贸易、劳动标准、环保等其他项目,实现货物、服务、人员、资本自由流动。

货物贸易:1)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重点敏感领域外,根据行业成熟度及产品竞争力,分批次分阶段免除90%-95%以上的货物商品关税,最终零关税。2)减少非关税壁垒,逐步过渡到“零壁垒”。中国非关税壁垒高于国际水平,主要体现为外资准入限制、竞争障碍、监管透明性、商业许可程序、产品规格评估等,应督促双方监管部门统一产品规格评估标准、提高审查工作透明度,优化许可审批流程。3)减少出口限制,美方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中方放松资源类出口限制。4)优化进出口环境,提高通关便利,搭建中美自贸区申报平台等。优化通关流程、简化单证手续、降低口岸收费、压缩进出口环节时间和成本。5)在保障食品安全、国内就业的条件下,规范农业补贴范围及方式,扩大中美农业贸易,统一技术标准和产品质量认证等。

服务及投资:1)中美根据“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商定需被明确排除在外的敏感部门,其他部门依据行业发展阶段,分阶段放宽投资准入限制。2)建立相对统一的投资准入机制和审查机制,减少对企业投资以及开展业务的不公正审查,中方要减少股权限制和牌照限制,美方要减少不必要的机构审查。3)建立正常交流机制,促进两国文化相互理解、知识技术相互交流。

知识产权: 1)明确对商业机密、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相关定义,细化维护知识产权的执行标准,将技术进步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中,如互联网衍生产业对原有知识产权体系的挑战等。2)禁止强制技术转让。3)明确知识产权转让流程与条款,中美需就知识产权转让的流程与条款达成一致,明确并维护企业在正常投资、合并、受让、购买等活动中获得及转让知识产权的权利。4)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及透明度,明确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专利上诉案件、提高知识产权侵权处罚金额等。

政府行为及国有企业:1)产业政策从歧视性政策转为导向性和功能性政策,支持教育、融资、研发等基础领域,而非补贴具体行业特定企业,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手段,减少对市场的扭曲。2)明确补贴定义、手段及范围,规范政府补贴范围与方式,细化不同领域补贴强度、手段,并规范反补贴调查、证据收集、协商与补救等程序。同时,双方可进一步制定衡量补贴效果的评估系统。3)国有企业强化现代公司治理和国资管理,在竞争性领域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取消各种补贴和税收、融资、政府采购等政策倾斜,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根据OECD的8项原则制定国有企业考核标准,定期评估国企对市场竞争造成的影响。4)明确非商业援助判定标准与范围,禁止对信用不佳的商业性国企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禁止对临近破产且无重组计划的商业性国企提供援助等,建立透明公开体系进行非商业性的援助与注资。5)政府采购方面,扩大主体适用范围至全部省级政府、事业单位和从事公共服务的国企,增列服务项目,降低采购价门槛,提高透明度,制定统一的针对自主创新和本国产品的例外政策,公开参与公司采购资格、技术规格与投招标规则。

数字贸易、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汇率等:1)明确数字贸易涵盖内容,规范数字贸易的交易内容、税收及费用、设备储备地点、境内外信息流通等;保护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建立健全数字贸易保障体系。2)分阶段逐步提高劳工标准,消除就业歧视、强迫劳动等劳工问题。立法已明确规定的工时、工资、社会保障等,应严格执法;立法规定但难以量化的强迫劳动、就业与职业歧视等问题,建立反馈与检查机制;3)加强环境保护,明确标准。针对海洋污染、臭氧破坏、空气质量、过度捕捞、生物多样性锐减、森林植被面积减少等问题提出相应补救及解决措施。明确整治污染环境严重行业,规范统一企业生产环保标准,设立环保产品制造及销售标准;4)在尊重双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规范汇率操纵认定标准,避免竞争性汇率贬值。

执行及争端解决机制方面:1)建立贸易协定执行审议机制,建立中美“执行办公室”监督协议的履行,执行机制应当双向、公平、平等。设立贸易政策审议小组或机构,审议机构由中美双方专家代表组成,明确审议频率、内容、机制,保证审议机制的透明性与公平性。审议机构定期在规定期限内审议与评估双方执行情况。2)建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明确贸易争端磋商、仲裁、上诉、执行等程序,明确委员会运作机制、成员资格以及替换,针对不同争端类型设立最长解决期限;3)明确修订机制、退出机制。

建议:1)中美可在确立谈判框架和原则的基础上,根据难易程度和双方的重大关切,采取各主题单独谈判模式,谈成一项签一项。2)金融开放需全面统筹考虑,在加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的节奏,持续完善审慎监管框架、监管机构协调,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处理现存金融结构性问题,防止金融开放放大金融扭曲。3)中美自贸区谈判可能遇到各种不确定性乃至反复,但中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和推进改革,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调动各方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二是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三是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调动外资积极性;四是大规模减税降费,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五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加强法治监管,鼓励并购重组,推动以信息披露、严惩重罚、退市制度等为核心的注册制,调动新经济和PE、VC的积极性;六是建立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健,确立以大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城市群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战略,要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4)中美自贸区的推进是双向的,中国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同时,也必须督促美国做出相应结构性改革。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货币超发特权、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等。

目录

1中美自贸区谈判的条件成熟

1.1中美双边经济谈判历程

1.1.1 中美经济对话回顾

1.1.2 中美经济对话受阻原因

1.2 启动中美自贸区谈判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2构建中美自贸区:规则与方案

2.1 货物贸易

2.2 服务贸易与投资准入

2.3 知识产权

2.4 政府行为及国有企业

2.5 其他:数字贸易、劳工、环保、汇率操纵

2.6 执行及争端解决机制

3 中美自贸区:利弊分析及政策建议

3.1 中美自贸区有利于化解中美贸易战,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开放促改革提升产业竞争力

3.2 中美自贸区可能带来的冲击

3.3 建议

正文

1 中美自贸区谈判的条件成熟

当前中美贸易谈判持续推进,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关于执行机制的重大分歧因在中美均设立“执行办公室”而得到解决。以此为契机,中国可考虑转守为攻,转变前期的防守应对方式,主动提出与美方积极推动建立中美自贸区,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体制。

事实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自2009年展开,共进行八轮,覆盖内容广泛,中美在经济、军事、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方面合作均取得进展。其中,中美双边投资谈判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最具实质性的谈判,但因双方分歧较大谈判进展缓慢,未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内完成,特朗普上台后双边投资谈判搁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断。但就目前形势而言,中美自贸区谈判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1.1 中美双边经济谈判历程

1.1.1 中美经济对话回顾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过去中美主要的双边交流机制,旨在加强中美战略和经济方面的沟通合作。中美双边经济对话机制可追溯至2006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由美国财政部长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共同启动。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代战略经济对话,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级别更高,进入更深层次。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涵盖内容范围广泛,分为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两部分,后期增加了人文交流等内容。自首轮对话开启以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共进行八轮,于特朗普上台后中断。战略对话涉及全局性和战略性内容,在双边关系上包括了高层交往、两军关系、反恐、反腐败等;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上涉及到朝鲜半岛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经济对话侧重于交流与合作,包括中美双方的经济改革、促进贸易及投资、沟通产能过剩问题、促进金融监管与稳定等方面。2009年至2016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共举办八轮,双方在经济、军事、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方面合作均取得进展,但对话于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断并陷入停滞。

中美双边投资谈判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最具实质性的谈判,为未来中美自贸区谈判在一定程度上奠定基础。中美在2008年中美经济对话中启动了双边投资谈判,并在2009年启动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继续进行,历时11年但仍面临重重障碍,未能签署协定。拟议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涉及国民待遇、劳工与环保标准、争端解决机制、投资壁垒等内容。这一谈判开启时间虽早,但直至2013年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双方才开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的模式进行实质性谈判。2015年6月双方首次交换负面清单出价,并开始负面清单谈判。2016年第31轮协商中双方交换了第三轮负面清单改进出价,但谈判进展仍缓慢,未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内完成,特朗普就任后双边投资谈判搁置。

1.1.2 中美经济对话受阻原因

中美双边经济对话分歧不断,双边谈判长期无法达成共识,主要有三点原因:

1、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出口管制、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等关键领域分歧较大。中美双边对话中,美国认为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国企补贴、对外资准入限制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要求政府和国有企业提高投资政策透明度,在政策法规施行前充分征求意见,不得制定偏向本国企业的政策。在劳工标准的制定上,美国试图制定对美国有利的过高劳工标准。中国认为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干预过多,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澄清美国安全审查的细项。此外,美国为保持其在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长期实行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也是中方关切的问题之一。

2、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使得谈判陷入僵局。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影响了中美对经贸、文化领域的理解,带来了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差异,使得双方谈判难度加大,也使得美国将中国视为冲击美国世界地位的潜在对手。此外,中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使得中国难以一次性达到与美国类似的开放高度,过急过快开放金融、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的谈判与合作短期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谈判进展缓慢。

3、过去WTO多边贸易体系正常运行,中美双边贸易谈判的紧迫性及重要性相对不高。过去WTO的缺陷及问题尚未完全暴露,其权威性仍存。在此背景下,中美经贸活动在WTO最惠国待遇及国民待遇等原则的规定下快速发展。中美经济对话及谈判的紧迫性以及必要性相对有限,导致双方对话及谈判过程陷入长期拉锯。

1.2 启动中美自贸区谈判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中美是世界上前两大经济体,GDP合计占全球份额约40%,两国经济联系紧密,互相依赖,中美启动双边自贸谈判有较为成熟的条件。

1、中美双方在自贸区建设和谈判中都具备一定经验。截至2018年,中国已签订16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4个国家及地区;美国目前仍有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有15个,涉及20个国家及地区。2018年中国、美国与其自贸协定合作国的货物贸易总额分别为1.55和1.62万亿美元,分别占中美对外货物贸易总额的33.5%和38.6%。双方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和谈判上都具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拥有了自贸谈判的基本框架与范本,为中美自贸区谈判奠定了基础。

2、WTO缺陷及问题暴露,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或面临停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推进双边谈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一方面,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均发生变化,WTO框架下对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的相关条约难以适应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亟需改革。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纷纷出台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贸易摩擦,WTO权威性不断被削弱,叠加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程序,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停摆。在当前贸易体系逐渐从全球多边贸易走向区域、双边贸易,WTO面临改革的背景下,中美分别加速推进与发达经济体的谈判,中美启动双边自贸谈判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提高。

3、中美经济互补性、依赖性强,中美自贸区有助于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结构性改革,也利于提振美国放缓的经济。一方面,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高水平、全方位的开放,既有助于缓解中美摩擦,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制造能力,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产品有较强的依赖性与互补性,中国不仅能满足美国市场巨大的消费需求,而且降低消费者成本。同时,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有大量需求,能够促进美国创新产业的飞速发展。当前美国经济边际放缓、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空间有限,中美自贸区有助于释放美国庞大的生产及消费潜力,提振美国经济。

2构建中美自贸区:规则与方案

3、中美经济互补性、依赖性强,中美自贸区有助于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结构性改革,也利于提振美国放缓的经济。一方面,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高水平、全方位的开放,既有助于缓解中美摩擦,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制造能力,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产品有较强的依赖性与互补性,中国不仅能满足美国市场巨大的消费需求,而且降低消费者成本。同时,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有大量需求,能够促进美国创新产业的飞速发展。当前美国经济边际放缓、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空间有限,中美自贸区有助于释放美国庞大的生产及消费潜力,提振美国经济。

中国可考虑转守为攻,转变前期一味的应对防守,可以主动提出与美方积极推动建立中美自贸区。中美自贸区谈判可以WTO框架为基础,覆盖货物贸易、服务与投资、知识产权、政府行为及国有企业、执行及争端机制、中美相互关切的其他项目共六类内容,除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外,实施“零关税、零补贴、零非关税壁垒”,全面放开投资准入,贯彻“竞争中性”,建立有约束力的双方执行机制,但要注意渐进式、分步骤的推进原则。

2.1 货物贸易

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重点敏感领域外,中美分阶段全部实施零关税,强化竞争。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方对中国主要指责之一即中国部分产品关税过高,指责贸易不公平,如汽车、农副产品等。截至2018年,中美关税平均税率分别为7.5%、3.4%,其中,中国整车进口关税15%,而美国为2.5%。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产品主要以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为主,其中中间产品占比50%,资本品约占32%,消费品约占17%。关税谈判是开启贸易协议的核心之一,中美可参考欧日自贸区协定的内容,除大米、小麦等农作物以及事关国家安全的能源与材料外,根据行业成熟度及产品竞争力,分批次、分阶段免除90%-95%以上的货物商品关税,促进两国产品竞争,提升两国人民福利。

减少非关税壁垒,逐步过渡到“零非关税壁垒”。总体上看,中国非关税壁垒高于国际水平,主要受外资准入限制、竞争障碍、监管透明性、商业许可程序、产品规格评估和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从OECD发布的隐性贸易壁垒指数来看,2018年中国在信息可获取程度、贸易介入、上诉程序、边境合作以及手续等方面仍大幅落后于OECD国家。中美双方应尽力推动减少非关税壁垒,督促双方监管部门统一产品规格评估标准、提高审查工作透明度,加强审查信息公开,完善审查制度实施机制,优化许可审批流程,减少非关税壁垒对双方经贸活动造成的阻碍。

减少出口产品限制,美方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中方放松资源类出口限制,促进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美双方应在保障其国家利益及安全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对出口产品及技术的限制,当前中美双方分别设有相关条例限制本国部分产品及技术出口。其中,中国《禁止出口货物目录》、《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主要集中限制自然资源以及制造业技术出口,而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的《出口管制清单》主要针对计算机、生物制造、人工智能及航空航天等技术及产品进行管制。事实上,美国长期以来加强其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按照美方统计,2018年美高科技对华贸易逆差1346亿美元,占对华贸易逆差的32%,占美高科技全部贸易逆差的104.1%。美国如果放开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缓解该领域被人为扭曲的贸易失衡,即可减少逆差超三成。

优化进出口环境,提高通关便利,搭建中美自贸区申报平台。为促进两国贸易活动开展,双方应在保障两国海关监管、检验检疫工作的基础上,通过优化通关流程、简化单证手续、降低口岸收费、建立完善管理机制等,压缩进出口环节时间和成本。此外,可推进搭建中美自贸区申报平台,设立执行机构,深入推进并加快关检业务等。

在保障食品安全、国内就业的条件下,扩大中美农业贸易,统一技术标准和产品质量认证等。由于农业涉及到中美就业、食品安全、国家安全等敏感内容,达成完全自由开放协议的难度较大。中美应在保障食品安全、促进中美农业就业的条件下,提高动植物检疫程序效率,规范农业补贴范围及方式,扩大部分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贸易。在大米、小麦、棉花等敏感领域,可扩大关税配额,并严格统一卫生检疫机制、技术标准、产品质量认证和合格评定程序,保障粮食安全。

2.2 服务贸易与投资准入

中美双方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促进双向直接投资。中美双方可采用“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模式,明确可进一步放开的服务领域。事实上,中国在银行、保险、旅游、电子支付、医疗、教育、电信等服务业仍有大量的开放空间。美方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的许多投资项目。中美可谈判商定需被明确排除在外的特殊敏感部门,其他部门双方依据行业发展阶段与水平,分阶段放宽投资准入限制。

建立相对统一的投资准入机制,减少对企业投资以及开展业务的不公正审查。中美在对外资投资准入审查方面的差异,是美国认为中国歧视外企的原因之一。其中,中国对外资准入以股权限制和牌照限制为主,美国以机构审查为主。当前,美国利用其审查机制收紧外资在美投资,并对外资企业在美业务正常经营进行干扰。中美双方在进一步放开外资投资限制的同时,可建立相对统一的审查机制,并完善审查的规则,减少两国企业正常开展业务及投资的阻力。

建立两国间正常交流机制,促进人员流动和文化理解。当前美国收缩两国人才交流,针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收紧签证发放时长,并对中国赴美交流学者限制趋严。此外,草根调研表明,居民赴美旅游签证受到一定影响。美对华服务贸易占据优势,并以旅游、留学为主,美国收紧签证,不仅损害两国人民正常交流,更是主动弱化其比较优势,导致贸易逆差加大。建立正常交流机制,可促进两国文化相互理解、知识技术相互交流,更有利于中美服务贸易的发展。

2.1 知识产权

明确知识产权相关定义,细化维护知识产权的执行标准。中美双方应在加深对彼此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及执法了解的基础上,增强合作,明确并细化知识产权涵盖内容,如对商业机密、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的定义与理解,并将技术进步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中,如互联网衍生产业对原有知识产权体系的挑战等。中美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就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处罚达成共识,促进执行层面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禁止强制技术转让。中美贸易摩擦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美国指责中方存在强制技术转让问题,中美双方均需出台促进外商投资和保护其国民待遇权利的制度,明确保护外商独资企业、中美合资企业以及本国企业的专利技术,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及其他非市场手段强制企业转让技术,为国内外投资的权益提供更全面、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明确知识产权转让流程与条款。知识产权的获取方式主要分为三个渠道:自主研发、受让受赠、企业并购合并等方式。当前中美对知识产权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后两者,美国指责中国通过网络窃取、物理窃取及投资获取美方技术。中美双方需就知识产权转让的流程与条款达成一致,应进一步明确并维护企业在正常投资、合并、受让、购买等活动中获得及转让知识产权的权利。

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及透明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处罚金额。维权难度较大、违法成本低、执法不严等问题是当前国际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指责之一。2016年欧盟知识产权海关执法报告显示,约80%的缉获假冒伪劣商品来自中国,按价值计算约为72%。中美双方均应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机制上,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具体到执行上,需明确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专利上诉案件、提高知识产权侵权处罚金额等。

2.4政府行为及国有企业

产业政策从歧视性政策转为导向性和功能性政策,强化竞争,支持教育、融资、研发等基础领域,而非补贴具体行业特定企业,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手段。产业政策通常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导向性政策,主要关注未来产业的发展目标,而非实施的细节性办法;第二类是歧视性政策,针对特定行业,通过资金、税收、价格、金融等方面的特殊政策,以形成优于其他产业的市场环境,促进这类产业的超常规发展;第三类是功能性政策,其并不改变特定产业的资源配置状况,而在于提高产业的竞争力,通过提供一系列促进竞争的政策和法律,以期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产业政策争论的焦点在于其实施的手段,而非其存在的合理性。过去美德日韩等国均纷纷出台产业政策鼓励、引导企业在其倡导的领域投资,如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高技术战略2025》等。其中,中国过去的产业政策主要采用歧视性政策,虽然其强调利用市场机制,突出服务功能,但在政策手段上针对具体产业部门采用行政干预色彩较为浓厚的措施,包括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供地审批、贷款审核、强制性淘汰落后产能等,导致大量产能过剩,行业竞争力并未得到提高。美国在19-20世纪同样采取过歧视性产业政策发展其制造业及农业,如利用直接资助、土地补贴、税收减免、价格控制、准入许可和生产限制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为主,主要依靠加大基础学科科研投入、创新产学研协同来支持基础产业发展,更关注对基础设施的供给与补贴。中国应规范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从生产者补贴转为消费者补贴,从对具体行业的补贴改为支持基础研发、鼓励教育等,打破行业垄断和国企补贴,尤其是不能根据所有制实施补贴。

明确补贴定义、手段及范围,规范政府补贴范围与方式。中美双方可参考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明确补贴定义,将补贴范围分为被禁止补贴领域、可诉补贴领域(即可申诉并撤回的补贴)以及不可诉补贴(即完全可补贴领域),进一步细化不同领域补贴强度、手段,并规范反补贴调查、证据收集、协商与补救等一系列程序。同时,双方可进一步制定衡量补贴效果的评估系统,减少过量补贴、不当补贴对市场造成的扭曲以及资源的浪费。当前中国在补贴资格、补贴范围、补贴形式、补贴价值以及被补贴企业考核机制等方面均缺乏更公开透明的标准。2017年A股接受政府补助的企业共3508家,占A股总量的97.4%,补贴总额1344亿。其中受补助的国企、民企分别为1020家、2146家,补助金额分别为698亿和480亿元,平均每家国企、民企接受的补贴为0.68亿和0.22亿,国企是民企的3倍。分行业来看,汽车、化工、电子行业补助占比位居前三,占比分别为9.7%、9.3%和9.0%。

强化国企现代公司治理和国资管理,在竞争性领域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取消各种补贴和政策倾斜,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竞争中性”指政府行为或影响力不会导致国有企业的商业活动较私营企业存在竞争优势,OECD将竞争中性概括为8大要素,即国有企业组织合理化、成本透明、市场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中性,八个方面旨在通过提高公开、透明度,实现不同所有制的公平竞争,不因为国企身份而在税收、融资、监管、补贴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

国有企业在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均存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国有企业。中美的分歧不在于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否,而在于国有企业是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和扭曲秩序。美国的国企主要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联邦政府公司,基本是为实现公共目标而成立的联邦政府机构,并实现自身收支平衡,其员工均属于联邦雇员,如美国进出口银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美国政府针对不同联邦政府公司,专门设立法案进行管理与规范,如针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设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其二是政府资助企业,属于私营部门拥有的金融机构、业务领域竞争较小、所有活动须限定在国会颁布的许可范围之内,此外,国会批准其成立本身即为其债务提供了一种隐性的联邦担保,如房利美、房地美等。其中,房利美作为政府注资并担保的企业,在1954年进行混改引入少数股东并于1970年上市,一方面为股东盈利服务,另一方面它还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它通过向银行购买住房抵押贷款债权,释放银行的现金流,使银行能够再发放新的贷款。2008金融危机期后,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房地美,为其注资并持股约80%,两房退市并更换董事会及CEO,两房自此只对托管人联邦住房金融署负责。由此可见,美国对国企同样存在非商业性救助、驻派政府人员进入管理层等行为,但其更加关注国企与非国企之间的公平竞争,救助一视同仁。金融危机期间除带有国企性质的“两房”以外,美国政府同样对私人企业美国国际集团AIG、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金融机构提供救助。中美应着重关注国有企业规范运营,着力创造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不是消除国有企业和政府商业活动。双方可明确国企定义、所涉行业、竞争中性准则,并进一步针对国有企业设立专门法规法条进行管理。职务任命方面,明确公益类、资源性商业类和竞争性商业类行业划分,对于公益类国企政府直接参与经营,委派任命负责人;资源性商业类企业可参考美国模式驻派部分董事会成员参与公司经营,通过董事会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如联通混改引入战略投资者,董事会成员包括政府任命成员,也包括股东投资者代表;竞争性商业类通过间接控股方式,管资本不管企业,只分享公司成长与收益。政府注资救助方面,对国企及民企一视同仁,明确非商业援助判定标准与范围,参考美加墨协议,禁止对信用不佳的商业性国企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禁止对临近破产且无重组计划的商业性国企提供援助等,建立透明公开体系进行非商业性的援助与注资。考核方式方面,参考OECD的8项原则制定国有企业考核标准,并对国企对产业和市场竞争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行定期评估。

扩大政府采购的主体适用范围至全部省级政府和事业单位、降低采购门槛、提高透明度。国际一般将市场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普通商业消费市场,其二是公共产品消费市场,前者对应私人消费,后者对应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是政府及其所辖公共部门从市场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不仅涉及办公文具、车辆等货物采购,还涉及工程、建筑、信息科技等服务采购。2007年以来中国多次向WTO提交政府采购协议(GPA)出价清单,但均因美欧对出价清单不满而被拒绝。中美在政府采购领域的主要分歧在于采购的主体范围、采购门槛价(高于门槛价的订单即纳入公共采购范围)。美方指责中国:第一,中国的采购门槛价过高,导致公共采购范围较窄;第二,中国目前的采购实体适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及22个省级政府,部分省份和大量的事业单位未列入,国有企业虽有列入但范围有限。中美可就政府采购市场准入进行协商,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适用范围至全部省级政府、事业单位和从事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增列服务项目,降低门槛价,对非敏感部分(目前电力、水利、能源、通信等被作为例外)市场分批开放,并制定相对统一的针对自主创新产品和本国产品的例外政策。此外,中美还需明确政府采购的涵盖产品及服务范围,规范政府采购形式与标准,公开参与公司采购资格、技术规格与投招标规则,严格执行信息审查、公示与披露,设立审计与核查机构,确保政府采购过程的透明性和公平性。

2.5其他:数字贸易、劳工、环保、汇率操纵

规范数字贸易活动,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安全。尽管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倡导免除内容审查、打破跨境访问限制、放开数据加密限制等,但美国Facebook数据“泄露门”、“通俄门”、美国“棱镜计划”等事件的暴露依然表明,完全自由的数字贸易尚难以在当前条件实现。中美双方应规范数字贸易,明确数字贸易涵盖内容,规范数字贸易的交易内容、税收及费用、设备储备地点、境内外信息流通等。此外,中美双方还应进一步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投入时间与精力,建立健全的数字贸易保障体系。

分阶段逐步提高中国的劳工标准,消除就业歧视、强迫劳动等劳工问题。中美应根据双方现阶段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提出适当的、可接受的劳工标准,有效执行现有国内法律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原则和工作权利。中国虽然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仍然大幅低于美国,中国的劳工标准不可能一步到位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因此双方需要在此方面做出较大的妥协,分阶段逐步提高标准。对于立法已明确规定的,如工时、工资、社会保障等,应严格执法;对于立法规定但难以量化的,如强迫劳动、就业与职业歧视等问题,应建立相应的反馈与检查机制,坚持采用磋商方法解决劳工争端,反对用贸易制裁方法解决劳工问题,可设立劳工事务合作机构,促进双方经验、制度交流。

加强环境保护,明确标准。中美可以当前美加墨协议、欧日协议为蓝本,就环境保护目标与原则达成共识,针对海洋污染、臭氧破坏、空气质量、过度捕捞、生物多样性锐减、森林植被面积减少等问题提出相应补救及解决措施。明确整治污染环境严重行业,规范统一企业生产环保标准,设立环保产品制造及销售标准,加强中美合作,建立环境保护技术交流机制。

在尊重双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规范汇率操纵认定标准,避免竞争性汇率贬值。影响一国汇率的因素包括利率、通货膨胀、经济基本面、市场预期等,各国央行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而采取的正当货币政策措施将对汇率产生影响。中美应在尊重双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对汇率操纵做更进一步的认定规范,同时建立审查机制对两国汇率及相关政策进行定期评估,避免竞争性汇率贬值,但协议不应干涉两国宏观货币政策独立性。

2.6执行及争端解决机制

建立贸易协定执行审议机制,建立中美“执行办公室”监督协议的履行,执行机制应当双向、公平、平等。中美可以WTO政策审议框架为基础,设立贸易政策审议小组或机构,审议机构由中美双方专家代表组成,明确审议频率、内容、机制,保证审议机制的透明性与公平性。中美双方在每个报告期,向审议机构提交标准、规范的自我评估报告,报告需对本国协议执行情况进行详细评估,并提交相关数据与证明。审议机构定期在规定期限内对中美双方执行情况进行审议与评估,中美协议内容执行不到位之处或有争议之处,移交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处理。

建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基础,中美可设立贸易争端解决委员会,明确贸易争端磋商、仲裁、上诉、执行等程序,设定细则明确委员会运作机制、成员资格以及替换。为提高贸易争端解决效率,中美双方可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争端类型设立最长解决期限。此外,在最迟期限内无法解决争端、达成共识的,中美应设置触发条款设立专家组,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商讨。

明确修订机制、退出机制。中美双方需列明条款需在何时进行修订与更新,明确修订协议定义与执行程序。此外,双方还需就退出协议的条件、文件、程序与后果做出明确界定,确保自贸协定的可执行性和权威性。

3 中美自贸区:利弊分析及政策建议

自由贸易天然有利于制造业大国,这在欧元区、各自贸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均表现明显,中国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德国是欧洲经济同盟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建立中美自贸区将有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化干戈为玉帛,且自由贸易有助于促进国际分工、发挥中美两国各自的要素禀赋、实现双赢。开放促改革,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继80年代设立特区、2001年加入WTO之后,建立中美自贸区将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助力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但是中美自贸区也将对中国带来一系列挑战:对当前中国的体制机制及法律法规带来较大挑战;中国高科技、金融服务等产业将面临强大的外部竞争,可能因竞争力不足而陷入产业链的中低端;金融领域的开放或暴露经济金融结构问题;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密切,或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3.1中美自贸区有利于化解中美贸易战,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开放促改革提升产业竞争力

1)中美自贸区将以开放促改革,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助推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迈进。“零关税、零补贴、零非关税壁垒”的中美自贸区强化了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更高的开放水平下强化竞争,倒逼企业转型,提高市场效率,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少的政府干预有助于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及规模经济效应。当前美国在技术、创新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拥有工程师红利,中美自贸区将有助于中美技术、经验与人才交流。

从国际经验来看,开放促进改革,有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西德的对外开放随着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而逐步深化,因西德的对外开放和融入西方阵营使美英等国减少对西德的战争赔偿要求、停止拆迁其工业设备,并对其实施战后救济计划,西德积极配合,且在维持自身重工业优势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前列。日本加入GATT、OECD后,国际压力倒逼日本大幅改革关税体制,削减关税;随着日美贸易战正式签订《结构性协议》,日本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通关便利化程度,清除不利于美国产品进入日本的渠道、法律障碍。日美贸易战从纺织、钢铁、汽车、彩电、半导体等各行业依次展开,倒逼日本推动贸易和资本自由化改革,从保守的对外贸易制度和外资投资制度到逐渐减少限制,其产业结构也从二战后的纺织、钢铁重化工产业为主转变为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产业等。韩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数次调整国家产业格局承接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产业互补国,最终使韩国的产业结构从传统落后产业转移到精密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错位竞争,提升了本国的产业竞争力。从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开放进程来看,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各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会不断变化,促使国家在竞争中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国际产业链的变化,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历史,也是市场效率与产品竞争力提高的历史。开放强化了竞争,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改善了结构性扭曲,开放的部门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而限制较多的产业竞争力较弱。80年代初中国设立经济特区,拉开对外开放的序幕;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对外开放范围逐步扩大到了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在此期间中国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劳动力充足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率先放开的纺织业等轻工业快速发展。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自此中国进入开放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高速发展带动经济迅猛发展,开放的制造业在高度竞争的全球市场焕发新的活力,市场效率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全面走出国门,并成为世界品牌。事实上,中国的产业从来不畏惧开放,怕的是不开放,中国的产业越开放、越强大、越自信。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汽车和家电行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保护和开放。国内车企长期受到高关税壁垒、“外资50%股比上限”的政策保护,以规模为导向的项目审批制与产品备案制度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合资车企得以长期享受高于国际市场的售价和垄断利润。但结果是,2018年中国汽车市场销量达到2808万辆,其中乘用车占了2371万辆,但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仅为999万辆。国内汽车中高端市场仍然被合资品牌以及进口汽车牢牢占据,自主品牌大多在中低端市场的夹缝中生存打拼。与此同时,中国的家电行业选择了全面对外开放,与索尼、松下等家电巨头直接竞争。2017年前四大国产空调品牌占国内市场份额达到78%。同样选择开放的手机行业也孕育出华为、OPPO等优秀国产厂商。2019年第一季度前三大国产手机品牌占全球市场份额已达33.9%。

中国开放历史与国际经验证明,开放将提升市场化水平和竞争力,开放的产业效率得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强,而限制较多的产业市场结构扭曲,效率难以提升,国际竞争力较弱。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当前中国有条件也有必要推动进一步开放,去除行业保护,建立充分市场竞争,增强我国相关产业竞争力,提升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并完成我国未竟事业,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2)中方主动提出并推出中美自贸区,将释放并展现强烈的改革开放信号和姿态,有助于争取国际支持,推动中美谈判取得成功。美方指责中国的关税税率高、市场准入限制多、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国企补贴多等,导致了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和不公平竞争,成为谈判的主要内容。中国主动提出中美自贸区,展现开放姿态,破除谈判障碍,与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有利于争取国际支持,推动谈判取得成功。

3)中美自贸区的构建将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维护WTO国际规则,促进国际分工、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在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主动提出中美自贸区,维护WTO国际规则,是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负责任大国行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合计GDP占全球约40%,中美自贸区若建成将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大自贸区。中美不打贸易战,自由贸易的示范性效应较强,有利于促进国际分工,发挥中美各自要素禀赋的优势,带动全球贸易增长,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一方面,中美自贸区能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使得中国的制造业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可充分发挥其在高科技、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出口原本受到管制的技术及资本产品,放开对华学术交流、旅游交流管制,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4)零关税将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成本,改善民生,促进消费。当前,中国逐步迈向内需主导时代,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消费的贡献大幅提高。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2%,较2017年提升17.4个百分点,消费主导经济发展。若中美在药品、汽车、部分农产品等消费品,原材料、加工半成品等工业品实行零关税,将大幅降低居民生活成本、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两国社会福利,并进一步促进双方消费增长。

5)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加大开放力度,推动中美双向投资,将激发市场潜力。受中国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对华审查趋严,中美双边直接投资与两国经济体量及经贸关系不成正比。据AEI统计,2008-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流量共计167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4.7%。美国方面,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资产存量达6万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直接投资资产存量为1075亿,仅占美对外投资的1.8%,而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直接投资额分别占其总量的6.5%和1.8%。中美自贸区的建立,将提升中美双向投资:一方面,增加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将为美国创造制造业、服务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美国在华投资在为中国带来就业的同时,也有利于增加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并带来高端技术与管理经验。

6)中美自贸区将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与理解。国与国之间的进一步友好联系根植于两国经济的联系以及人民对两国文化传统的了解与理解。伴随中美自贸区加大两国内部交流与联系,中美开展文化领域的机制性合作也将增加两国在文化、教育、娱乐领域的交流,增强对彼此文化的认知,为中美关系注入正面能量。

3.2中美自贸区可能带来的冲击

构建高水平的中美自贸区对当前中国的体制机制及法律法规带来较大挑战。一方面,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与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于在石化、电信、农产品等领域的开放,接受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进一步大幅放开市场准入,中国仍存阻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所关切的劳工、环境、国有企业等问题,尽管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和绿色发展理念有所契合,但将对中国现行体制机制及法律法规带来较大挑战,现行的监管理念、国企体制、营商环境等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

中国高科技、金融服务等产业将面临强大的外部竞争,可能因竞争力不足而陷入产业链的中低端。由于中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仍有所差距,美国在高科技、金融服务领域占据较大优势,自贸区的开展将使得中国相关新兴产业在初创时期面临强大竞争,导致中国不得不固守中低端产业,难以推动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以墨西哥为例,自1993年加入NAFTA以来,其产业在美国、加拿大的冲击下,逐步固化在中低端,墨西哥整体经济受益不平衡,贫富差距严重。

金融领域的开放或暴露经济金融结构问题。纵观历史,尽管部分国家经济体的金融开放稳步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开放促进金融效率和竞争力提升,而日本、韩国、前苏联等部分国家则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暴露经济金融结构性问题,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美自贸区对中国资本流动、汇率体系、金融监管、货币政策等方面均提出更高要求,若中国过激开放,易暴露内部金融结构问题,若应对不当,或引发金融危机。

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密切,或带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贸区在促进中美双方经贸交流、文化交流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指向的文化倾向和意识形态,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外交理念等或将被推销,蛊惑缺乏判断能力的民众。

3.3建议

1)中美开展自贸区谈判,可在先确定协定总体原则和框架的基础上,根据难易程度和双方的重大关切点,谈成一项签一项。自贸区谈判可以WTO框架为基础,覆盖货物贸易、服务与投资、知识产权、政府行为及国有企业、执行及争端机制、中美相互关切的其他项目共六类内容。由于各项涉及内容难易程度不同,所需时间有差异,中美可在确立谈判框架和原则的基础上,以各主题单独谈判模式,根据路线图难易程度或紧迫程度的顺序,谈成一项签一项,不追求一次性签订所有协议内容。

2)金融开放需全面统筹考虑,在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同时,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节奏,持续完善审慎监管框架、监管机构协调,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中国金融业开放要积极吸取国际金融开放经验,一是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力度,以开放促竞争;二是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节奏,谨防部分领域开放过快而相关配套机制没有跟上,从而影响金融稳定。三是持续推进监管制度完善及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需配合宏观审慎监管、监管机构协调,防止风险跨行业传染,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加快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处理现存金融结构性问题,防止金融开放放大金融扭曲,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四是需进一步加快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处理现存金融结构性问题,防止金融开放放大金融扭曲,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3)中美自贸区谈判可能遇到各种不确定性乃至反复,但中国始终必须坚持扩大开放和推进改革的方向,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二是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三是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调动外资积极性;四是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五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加强法治监管,鼓励并购重组,推动以信息披露、严惩重罚、退市制度等为核心的注册制,调动新经济和PE、VC的积极性;六是建立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健。尽快改变过去“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思路,确立以大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城市群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战略,要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

4)中美自贸区的推进是双向的,中国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同时,也必须督促美国做出相应结构性改革。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货币超发特权、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等。